邵祖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196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分配到华师附中当语文老师。1977年，邵祖成参加了高考的语文评卷工作。此后，从1979年到1995年退休，邵老师一直都“战斗”在高考的第一线上。
李统耀 广州市育才实验学校校长，数学高级教师。1965年从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华南师范实验学校(现广州市育才中学)任教。参加了1977年高考的监考和评卷工作。
虽然早已退休，但邵祖成和李统耀两位老师却没有闲下来轻松享受晚年时光。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重返耕耘了几十年的教坛，一个做民办学校的顾问，一个做民办学校校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位老园丁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讲述往事时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看到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时师生们的如火热情：“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十年文革期间，学校几乎都散了，完全不成样子。初中念2年，高中念2年，课都不按课本上了。”邵祖成老师当时在华师附中教语文。他回忆，奇亿娱乐注册什么诗词歌赋、名家名篇都不准讲，只能上毛主席诗词、“老三篇”，学《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虽然“毛主席诗词是真好、真有水平，一首《沁园春·长沙》能讲好几堂课，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但光学这些显然不行。可学什么、不学什么，老师和学生说了都不算——学校是由军管的。“不叫几年级几班，叫做几连几排；一下子学工、一下子学农、一下子学军。时间几乎都被荒废了。”
李统耀至今还对一件事印象深刻。“1974年，我给一个班上数学课。进了教室发现整个乱糟糟的，没学生搭理老师，才不管你在讲什么。他们不愿意上课，觉得没意思、没用，我说那干什么呢？唱歌吧！”一说唱歌，学生们来了精神，《毕业歌》、《大刀进行曲》一首接着一首。李统耀生得一副好嗓子，也跟学生一起唱。过了一会，会唱的歌都唱完了，学生也唱累了，李老师说：“歌唱够了，那我就开始讲课了。”下面的学生才乖乖听课。
“这也是无奈之举，当老师的总要想办法调动学生吧！”李统耀回忆，文革后期刮起了一阵“读书无用论”，学生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读书上头。老师则被打成“臭老九”，谁都可以踩上一脚，颜面斯文荡然无存。许多教师无奈改行，这也导致1977年高考恢复后较长一段时间师资极度匮乏。
1977年，党中央宣布恢复高考，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而中学老师们则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附中的老师群情振奋，大家写联名信寄给广东省委，请求将王屏山校长从教育局调回附中主持工作。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邵祖成回忆。
但从前积累下来的教学材料都被扔光烧光，课本、教案、试卷通通没有。邵老师说，文革前的附中有十几万册图书，藏书量连一些大专院校都比不上。但文革开始后，有的书籍被当成废纸卖了、有的被查抄、有的被个人占为私有。十几万册书就这样流散，不知所终。
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老师们决定自力更生。有的在家翻箱倒柜地找，有的向亲朋好友打听，能弄到一张纸都如获至宝。更多的老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一边上课一边写，写好了就让学校打字室的工人刻钢板，用油墨印出来。那时候华师附中只有两个刻字的工人，老师们要印教材都要排队轮候。因此有很多老师卷起袖子自己刻钢板。邵祖成的工作热情感染了学校的一个老会计，他主动帮忙：“邵老师，你写好了就给我印。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可以印了。”
所幸的是，华师附中的老师们在十年浩劫中基本得以保存。邵祖成说，即使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老师们都没有放松对自身的要求、坚持学习。拿语文课来说，从前的课本不让教了，就自己研读古文、研究毛主席诗词。“复课闹革命以后，教学水平没有滑坡”。
但另一方面，学生的水平却很不理想，“跟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完全不能比”。学生基础差、底子薄，老师们只能加班加点地给他们补课。那时华附的老师中午、晚上、周末都是在给学生补课。
而对于渴望上大学的考生来讲，良师更是难求。一旦听说有名师在哪个学校、哪个教室上复习课，考生们情愿长途跋涉、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赶来听。邵祖成说，当时的情景让他至今难以忘记：教室里几十个座位座无虚席。椅子不够，学生从别的班上搬，有人还自带了小马扎。窗台上坐满了人，前后门挤的都是人。可老师一开声讲课，底下几乎鸦雀无声。华师附中的领导也深受感动，每次都特地多印一些资料发给这些学生。
住校学生更是全天泡在书本里：不到12点不愿睡觉；晚上熄灯以后，还有同学就在走廊里、厕所里微弱的灯光下看书。
1977年的高考，广东省实行的是开卷考试，可以“抄书”。据邵祖成回忆，语文考两个小时，其他的科目考一个半小时。语文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这个题目很好写，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说。”
“那时候社会风气好，加上学生们上山下乡吃了亏，谁都想抓住机会，考试很规矩。老师们监考也严格，为国家选拔人才嘛！”李统耀老师说。他印象很深的是，后来备受关注的“高考考生能否如厕”问题在1977、1978年都允许，只不过要由老师陪同着去。也有极少数人作弊，但手段都比较“原始”。“主要就是夹带，很小的纸条藏在衣服里带进考场，字特小。有的女生还把纸条藏在裙子里，进了教室再偷偷拿出来看。”
三十年前，送考老师们能够享受一些现在没有的“福利”。“开考以后，每个考场的主考可以拿一份试卷给送考老师，大家就在考场外面研究试题，不至于干等。”另外一个“福利”是：考场给其他学校送考的老师安排了“备考室”。老师们可以给学生做临考前的指导，学生考试去了老师也有个地方休息。“不像现在，老师送完学生以后就得到处找地方打发时间。”李统耀笑着说。
高考结束，考生松了口气，改卷老师就忙开了。邵祖成参加了语文评卷，地点在黄华路的省委党校。头两三天是试评，由“大评委”进行。所谓“大评委”，就是从中学优秀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带头人，由他们主持评卷工作。大评委从广东某一地区的试卷中抽取样本，评卷和协商后制定出评分标准，再推广到所有的评卷老师中去。比如说，10位老师挑选出20份试卷，每个人分别对每一份试卷打分，然后把这些分数汇总起来取一个平均值。用这种方法确定什么样的作文是什么档次，并明确扣分标准：什么叫离题、什么叫“若即若离”，错别字要扣多少分，书写不清楚扣多少分。
在邵老师的印象中，语文改卷持续了半个月。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中午不能休息，连元旦也没放假。邵祖成介绍，当时2～3名老师改一份试卷，有老师专门抽查，以保证质量。“但大家都改得非常认真，几乎不需要监督。文革十年，耽误了多少人！我们都觉得要爱惜人才，心里有一种使命感。” 碰到写得好的作文，老师之间会互相传阅、共同欣赏——那种发自心底的喜悦，仿佛是自家的小孩写了篇好文章。
作为中学骨干教师，李统耀参加了1977年高考数学的改卷。他记得，每个考场的试卷就装在一个麻袋。“真是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都要改十几麻袋的试卷。”这一年的高考改卷老师全部从中学里抽调，数学科的评卷点定在广州市十六中。李统耀回忆，改卷老师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负责7～8道题。而最后的两道大题很多学生不会做，一个字都没写，“改出许多零鸡蛋”。
他还记得，1977年改卷老师的补贴是：半条鱼、1个鸡架、1张热水瓶票。但大家都很知足：东西虽然不多，但这说明政府是重视高考工作的。
倏忽30年过去，如今年年的高考都牵动着全国上下的目光。李统耀感叹：“1977、1978年的时候，高考并不是一个公众话题。不考大学还是可以当工人、当兵，干别的工作。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们身上寄托着整个家庭的希望，考大学是他们人生和家庭的关键一步。”
邵祖成老师也认为，虽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学一再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只要有社会分层、职业分类”，竞争仍然会很激烈。近几年从重视“学历”到重视“校历”(即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的风气也证明了这一点。
1977年以后，高考作为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其重要性被无限放大，补课等现象随之应运而生。据李统耀回忆，小范围的补课从1978年就开始了。许多校长对补课的态度也是爱恨交织，无可奈何。他还记得：“有个校长说，我要是给学生补课，教育局就要骂我教育思想不端正；我要是不补，家长又要骂我自甘堕落。”
如今，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已经毋庸置疑，但高考的种种弊端也屡屡被人所诟病，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高考。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邵祖成老师总结了自己的观点：“高考并非‘万恶之源’。高考改革要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的高考改革首重公平。”(记者黄茜 通讯员区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