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走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小姐姐，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不是个女装大佬吧？
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各种“女装大佬”相关的内容，在年轻人扎堆的B站上，甚至出现了“女装是X万粉传统”的说法女装。
姑且不论这是否会对阿婆主构成一种软胁迫，但它从侧面证明了，“女装”行为在经历了千余年的流变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规则。
战国时期《荀子·非相》就记载过有乡野里的年轻人，喜欢做女人打扮，“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只不过这时的女装行为，只是一时兴起，并且不为当时的社会规范所容许奇亿娱乐。
后来变装行为得到一定接受女装，是在戏剧行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戏剧行业都曾有一个“变装”的阶段。
在古代戏剧演出中，真正的女性不能上台表演，出于角色需要，男人们纷纷打扮成女子，登台演出。京剧旦行、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很多男扮女装表演的记录。
二十世纪初，变装行为在美国脱离严肃的戏剧舞台，成为“歌舞杂耍”的一部分，这种杂耍把戏剧、音乐、舞蹈和滑稽剧结合在一起，算是一种新的娱乐形式，但依然没离开“表演性”的叙事框架。
变装行为真正走下舞台，脱离“表演性”框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
这一时期既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同时也是同性恋表演者、街头艺人、同性恋、异性恋的黄金时代。
因为禁酒令的缘故，这时所有的俱乐部都是地下的，但是各种文化却是开放和充满活力的。
很多男同志会在地下酒吧里把自己打扮成女性，享受迷人的夜生活，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变装热潮，在当时被称为“三色堇热潮”。
《同性恋洛杉矶:性罪犯、权力政治和口红女同性恋者的历史》一书的合著者莉莲·法德曼(Lillian Faderman)在谈到那个时代时说：
“在好莱坞，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电影业，奇亿娱乐性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些以女性和男性模仿者为特色的高档夜总会才是波西米亚好莱坞的真正吸引力。”
在同性恋者的带动下，变装皇后选美比赛、变装皇后真人秀、变装斯托克、变装舞会等迅速发展起来，男性变装行为成为潮流，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
从2000年起，“伪娘”形象开始在动漫、游戏中出现，打破了既定的性别框架，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观看体验。
后来在cosplay的推动下，尝试女装的男性越来越多，并且成功破圈，进入了日常生活，演化出一系列视觉符号：洛丽塔、JK制服裙、女仆装、白丝、美瞳等等。
借助女装，男性找到了实现个人潜能和真实自我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赋予的性别角色的解构，齐格蒙德·鲍曼把它称为“流动的现代性”，个体身份认同让位于一种流动的不安全感和个人主义。
影片中的丈夫 Einar Wegener 因一次偶然的情况，穿上了女装，为自己的画家妻子充当模特。
正是这次的异装的经历，让他心中沉睡的性别角色被唤醒，他渴望成为女性，并在内心的分裂与冲撞中，踏上了寻找自我认同的道路。
当然并不是所有“女装大佬”的性别认同都为女性，也有很多人的心理认同和生理性别依然为男性，只是把女装看作一种正常的兴趣，以身体为载体，进行各自的意义创作，并借此改变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有的则是因为现实环境的压抑，产生性别焦虑，想通过女装来塑造新的身份，舒缓情绪。
因为传统的社会文化营造了一种女性软弱，需要被保护的刻板印象，所以一个自卑的男性可能会想要成为女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奇亿娱乐不如意的现状找到借口，获得心理满足，这种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卑的补偿。
恋物是指人对身体某个器官或者「无生命物体」有着特殊的迷恋，常见的恋物类型有迷恋手、脚、鞋子、、内衣等。
“女装”也是常见的恋物形式，对于部分恋物者来说，穿着异性服装可以让他们产生性兴奋。
为了吸引关注、艺术表演的需要，很多人会刻意“女装”，这种“女装”往往更具有视觉冲击性，重新找回了变装行为的“表演性特征”。
从古至今，服装从未摆脱过“政治”的角色，它是性别、阶级、地位、审美、奇亿娱乐自我和思想的延伸，幸运的是，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个绝佳的表达工具。
在交错的文明夹缝中，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异装与非异装，交织呈现了一幅自由与抗争的图景，展现了更多元化的文明样态。